同样，《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5条也规定了其他地方人民政府各部门在本部门职责权限范围内对工资支付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经贸、建设、工商管理、人民银行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工资支付行为进行管理和监督。

其三，从属的命令补充。立法者之所以设直硬直性规定，是为了确保法的安定性。

按加藤一郎的理解，法律欠缺论是为了法官自由造法的理论。但是，德国法学现状中出现了突破口的新动向，即，由于欧盟法的扩大，欧盟内交易的扩大，重视欧洲法圈的新视点等背景下，探究各国法形成之前罗马法作为普通法的作用，以及追求共通法理的努力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将来可能为德国法淡化法教义学提供契机。如此发展，从之后某个特定的阶段开始，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信赖法院在作出判决时会适用这一解释、这一抗辩理由或者这一请求权构成要件。（三）科学学派[5]法国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造成资本集中、工业生产的大规模化、庞大的无产者阶层及贫富两极化等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使人们对作为法秩序和注释学派的思想基础的基本观念，如个人的自由、平等，产生怀疑，严重动摇了注释学派仅靠探求1804年的立法者意思和对法典条文作逻辑操作以解决问题的逻辑主义。法官在多大程度上予以补充，即使说法律欠缺＝法的空白，但事实上是制定法律（判例法），为此，法官自由决定其內容是不可能的。

基于此理念，萨维尼认为，法官的职责在于发现法律、适用法律，绝不能自已创造法律。日本的能见善久也作了日本与德国之间的比较研究，指出了日德之间的方法论的差异，[27]尤其强调了德日在法律论证批判对象上的差异。而就对法官自由权的依赖程度而言，事实判断要远低于价值判断，因此，所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的空间无疑也要狭小得多。

然而，就法律解释目的的达成而言，解释方法固然必要，却远未充分。而在规范制定的过程中，指导性案例推动与经验指导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从此意义上讲，文义解释可以对不确定概念起到一定程度的价值补充作用，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文义解释得对不确定概念的阐述越充分和精确，其所在起到的价值补充作用就越明显。这一规定首先表明我国的指导性案例确实对其他案件的审判具有某种程度的拘束力，同时也说明，这一拘束力本身并非具有作为裁判依据的功能。

[21]同前注[12]，第 279 页。法律解释构成法律适用的前提，此乃就二者关系的一般性判断。

[10]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9 页。而所谓典型性，其实蕴含了类型化的思维，是在对案例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选取出各类案例中最能反映该类型案件特征的一个作为其代表。如前所述，法官在案件裁判过程又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法律解释实践，亦即选择与运用恰当的法律解释方法对将适用于该案的法律规范加以解释和说明的作业。法律解释也因此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个性化的实践。

这充分说明了解释方法本身的不自足性，必须配以相应的规则，对解释主体的解释方法的选择与运用过程加以必要规制。[8]而指导性案例对法律的解释的本身便是案例，其解释功能不仅来源于具体案件的裁判过程，还以具体案例的方式表现出来。本文仅从民事案件的特点出发，就民事领域的指导性案例可能具有的功能略作阐述。参照指导性案例，可以较大程度上克服文义解释的语言弊端，更为完整和全面地反映不确定概念的特点，提高其对不确定性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性程度，为价值补充提供便利。

现如今，法律不可能没有漏洞已成为共识。通说认为，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需要结合特定案件的事实进行判断。

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与通常的解释方法不一样，案例中的解释是在情境中，即把案件放到当下与之相近的案件的语境中来理解讨论。

这种比喻不仅是判例法国家的写照，也其实是法典法国家的实情。此类概念也因此具有一项基本特色，即须于个案中，依价值判断予以具体化，所以又被称为须具体化或须价值补充的概念[13]。在民事裁判活动中，指导性案例不但具有解释法律、填补漏洞以及补充价值的作用，还兼具创设规则的功能，对推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的不断进步具有不可小觑的方法论价值。[26]当然，指导性案例创设规则的功能应属例外，主要存在于法律漏洞填补和法律规定的细化上。最高人民法院在 2007 年颁布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中直接宣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的做法，更是使其沾染了法律的实际。从最高人民法院 2010 年发布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精神来解读，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指导性案例的含义非常丰富，具有参考、参照、示范、指引、启发、规范、监督等多重含义，需要逐步加以理解、探索和把握。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指导性案例的功能定位，其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主要是通过所谓的同案同判机制实现的。规范化的表现形态以及一般性的调整方式，使规范性的司法解释穿上了法律的外衣。

[7]张勇：《规范性司法解释在法律体系实施中的职责与使命》[J]，《法学》2011 年第 8 期。出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 进入专题： 案例指导制度 。

然而，法典自出台后，却在现实的一次次挑战中败下阵来。然而，在我国严守成文法立场的语境下，案例即使是指导性的案例，作为可资援引裁判的法律渊源地位仍难以得到肯定。

指导性案例的拘束力性质，决定了其所创设的应当为裁判性的规则，一般不可以直接援引作为裁判的依据。冲突发生，为重建法律和平状态，或者一种权利必须向另一种权利（或有关的利益）让步，或者两者在某一程度上必须各自让步女性则不同，除了因为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之外，还会仅仅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压迫。但是，由于许多基本理论问题尚未理清，已定型的学科发展格局的局限，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女性运动的缺乏等诸多原因，我国当前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中还存在许多可能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2.我国的法律现代化进程的不可逆性当今全球化背景之下，一国的学术研究或是社会思潮只有融入到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与世界同步，才可能取得具有真正意义上有价值的成果。一个从法学学科系统构成的角度来研究女性主义法学问题的趋势还远未形成。

在研究问题上，已在认识论和法律事实两个层面形成多样议题。自此之后，从社会性别角度来研究法律问题成了最普遍的甚至是唯一的理论路径。

联合国于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了《关于妇女的平等地位和她们对发展与和平的贡献的墨西哥宣言》，宣言中将男女平等定义为：男女平等是指男女的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这一具有解构和去中心化性质的法学流派，在认识到法律参与构建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致力于通过不断的法律改革来健全女性权益的社会保护机制，最终建立一个人们不会因性别、民族、种族或性取向等个体特征而受到排挤和压迫的理想社会。

[6]如周安平、孙文恺等人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法律与性别互动关系的研究。在2002年9月，该所创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相关研究的机构性别与法律研究所，2005年同样是该所的学者陈明侠和黄列共同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性别与法律关系的论着式教材《性别与法律研究概论》，弥补了国内这方面教材上的空白。朱景文：《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但是，女性主义法学并非僵化的体系，它不是强制性的，不是封闭的，更不是彻底的本质主义的。

而这也是婚内强奸在我国迟迟难以得到认定的一个原因。【注释】[1]本文是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一词，指国内已有的一切涉及女性权益的法律问题研究。

关于后者--社会性别概念，从国内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起始点来看，都与前文提到的90年代在北京召开的世妇会有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男女平等的观念写入了法律，宪法和各部门法的规范条文中都有所体现。

虽然，妇女解放的话语最终被革命的话语淹没并出现长期的中断，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和女性经济上的逐渐独立，具有现代意识的新一代女性成长起来，实现了人的现代化。4.研究队伍的学科背景太过单一女性主义法学并非纯粹理论认识的学问，而是混合了理论与实践、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以及法学与非法学的多种知识体系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女性主义法学的学理研究与应用法学，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律实践等均有联系。